读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读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史飞翔

蒋星煜先生于民国三十二年出版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是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本专门探讨隐士的专著，在学术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今天只要你研究隐士，你就不能不读它。正是基于此，《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成了隐士研究引用最多的参考书目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本堪称是隐士研究“开山之作”的权威著作，我在读完它之后却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失望与遗憾。相隔半年后，我再次仔细研读了这本书，依然感到它有严重的不足与缺陷。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以十个专题研究了中国隐士的形成，类型的区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地域分布以及与中国绘画、中国诗歌的密切关系等。曾看到有人撰文指责《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仅十个专题，内容太薄，不像是一本书。我倒不那么认为。学术史上的许多经典之作常常都是只有几十页甚至十几页。可见内容的长短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抓住研究对象的要害，拨开云雾、抽丝剥茧直到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立意高远、选题精到，引用之广博、论述之严密，堪作学术之典范，这足以说明作者学养之丰瞻。然而这一切并不能说明它就无以复加。相反，它有许多地方是大可商讨与质疑。

开篇序中作者第一句话就写到：“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隐士’这个名称和它所代表的一类人物，是中国社会的特产。”什么是特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某地或某国特有的。按照这个意思，就是说只能中国有，不能外国有，否则何言特产？那么外国有没有隐士呢？“隐士”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人文现象，它是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文明发展史的。不仅中国有、印度有、西方世界也有。西方的隐士英语叫Hermit，指那些出于宗教动机而脱离社会隐居的人。由此可见，说隐士是中国的特产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隐士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读完《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作者对隐士并不是十分了解，对隐士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对隐士的感情是隔阂的、冷漠的、不友好的、甚至是敌视的，至于对隐士的基本态度那更是否定的。这从作者描述隐士时所使用的词语明显就能看出。“悲观”、“保守”、“冷酷”、“倨傲”、“浮躁”、“衰弱”、“懒惰”、“滞钝”、“疏忽”。不仅如此，作者还动辄就说隐士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自命不凡”、“孤高自赏”。读到这，读者不禁会问：隐士真的就那么令人讨厌吗？

阅读《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我的感觉是，作者对隐士的基本认识是有误差的。你比如，作者说：隐士“丝毫没有服务的观念，对于人类全体的生活和宇宙继起的生命，只是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去对付。只知道盲目地为着自己生活着，盲目地珍惜着自己的物质生命”。这个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大凡对中国历史稍有熟悉的人都会知道，其实中国的隐士最悲哀（其实也是最具价值、最可爱）之处就在于“入世不彻底，出世不甘心”。也就是范仲淹所谓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进也忧，退也忧。”即便是那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世外之人”，他们隐居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随缘渡化”。你怎么能说他们是“漠不关心”、“只知道盲目地为自己而活呢”？又如，作者称隐士的人生是“自私而萎缩的”，是“不合理的病态的人生”，并说“隐士离群索居是贼天之性。对于国家社会以至整个人类是有百弊而无一利。”这话怎么听着，都让人感觉有些不爽。其实，隐士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中国的读书人在性格上最容易陷入两种境地：成功时得意忘形，刚愎自用；失败后一蹶不振，忿忿不平。中国人得势时都是显贵，摩拳擦掌、积极入仕；不得意时都是隐士，退隐林下、寄情山水。隐与不隐只不过是一个人一生中的不同阶段而已。隐逸思想是我们完整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就像血液渗透于身体一样，隐士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基因。基于此，我是无论如何无法接受作者将隐士定位于“消极的人生观”、“不合理的病态的人生”、是“劣根性”、是“变态”。

是什么让作者对隐士抱有如此的偏见，我想大概无外乎以下几种原因：第一、时代背景使然。蒋星煜先生写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正值抗日战争，国难当头奋勇杀敌、为国献身是当务之急，在此大的背景下隐士思想自然不合时宜。当时之时将隐士作为靶子拉来批上几句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第二、据说蒋星煜先生写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时年仅20 岁。纵然再天资聪慧、少年老成，那也只能说是在学问上先人一步，至于人生阅历毕竟是“涉世未深”。而隐士又恰恰是一种遍尝人生之后的生命选择。试想，我们怎么可能去要求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去理解隐士的心态呢？第三，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蒋星煜先生尽管有着扎实的学术功底，但他对隐士确实是不大了解，至少没有走近和深入了解隐士的真正生活以及内心世界。

其实，《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最严重之处还不在于此。它有更严重的缺陷与不足。书名叫《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显然全书的重点应该是论述隐士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它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以及发挥的作用。遗憾的是对于这个读者最为关注的关键问题，作者除了轻描淡写地写了一下隐士与绘画、隐士与诗歌外，并没有深入到文化的层面，去写隐士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久远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那么隐士对中国文化究竟产生过什么样的作用呢？笔者的回答是：隐士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面。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将中国文化总结了十四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的文化有隐士文化。金克木先生在《显文化•隐文化》一文中说：“隐显并不是两层，甚至不是两面。说表层、深层不等于说显文化、隐文化。‘隐’不一定是潜伏在下，只是隐而不显罢了。解说文化恐怕不能不由显及隐。有的隐显难辨。不知忌讳，难读明白中国古书。不知隐文化，难以明白显文化。隐文化不显著，不受重视，这不等于不能起主要作用。”我以为二位老先生已将隐士与中国文化之关系说得很明白了，无需再画蛇添足。

2010年1月26日凌晨终南山太乙宫